关于《水浒传》,学界虽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但在不少问题上言人人殊,尤其是《水浒传》的成书时间更是聚讼纷纭。通行的说法是《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却没有坚强有力的事实证据。而《水浒传》成书时间问题,并非只是一个具体的小问题,而是关系到对中国小说发展与文学发展历史的认识和理解的大问题。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王齐洲、王丽娟教授合著的《〈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5月版,以下简称《研究》,凡引用此著只注页码)另辟蹊径,将传播与接受作为研究的抓手,紧紧攥住《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这个牛鼻子,运用文献—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考察《水浒传》成书时间,实现了《水浒传》成书时间的新突破。
作者以为,“一部作品的形成时间,应该以其有效传播为根据,没有得到文献所证实为有效传播的作品,不应该承认其事实上存在。这里既有文献学的要求,也有传播学的要求……承认没有有效传播作品的存在,就等于放弃了要求证明的权利,这是违背科学精神的,对科学研究有害而无益……证明作品有效传播的证据,除了作品本身之外,当然是作品传播时的相关记载”(第27-28页)。而面向市场的通俗小说的成书时间,更是与有效传播直接关联,没有原始文献证据和有效传播证明,就难以真正解决通俗小说成书时间问题。因此,以《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为中心,以相关问题为导向,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些早期传播史料,就能够对《水浒传》成书时间的研究形成突破,得到符合历史真实的科学结论。
依据以上认识,《研究》别出心裁选择九个专题展开论述。大问题中有小问题,各个问题之间又彼此关联。这些问题的设置,是作者在梳理大量文献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炼出的最具代表性的问题。这些典型问题的提出,显示出作者的功力、眼光和学术关切。首章到第八章分别对李开先《一笑散》(《词谑》)、杨慎《词品》等与《水浒传》早期传播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穷根究底的考察,证明《水浒传》早期传播时间不早于明代嘉靖初年,具体为嘉靖三年(1524)至九年之间,因而推论,《水浒传》成书时间与其早期传播时间接近,应该是在“明代中叶”而不是“元末明初”。末章讨论了《水浒传》成书时间的研究方法,从理论层面进一步绾结和提振了用文献—传播学方法探讨《水浒传》成书时间的合理性。
细览《研究》,创获良多,主要有如下数点:
其一,以文献传播为研究基础,进行严格的材料考辨,努力复原其历史文化场景,揭示其中隐藏的社会文化信息。作者坚持一切以文献材料为基础,强调“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不做无证据的推测”(第28-29页)。在文献考辨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从史料根基和传播源头上抽丝剥茧地追溯《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中所涉及到的人物,考察其履历、学养、交游、嗜好等,从而对相关文献内涵作出切中肯綮的分析和评论。比如,在“李开先《一笑散》所反映的《水浒传》早期传播”一章,作者层层剖析了李开先《一笑散》中涉及到的评论者,弄清李开先、王慎中、崔铣、唐顺之、陈束、熊过诸人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评论《水浒传》,从而发现《水浒传》成书时间的有效线索,得出“李开先《一笑散·时调》所载崔铣等人评论《水浒传》的准确时间为嘉靖九年(1530),其他时间都不能满足崔铣和李开先等五人在一起评论《水浒传》的客观条件”(第49页)。而从崔铣与杨慎的关系以及杨慎《词品》载宋江词却不知有《水浒传》,再结合高儒《百川书志》等材料,可以确定嘉靖三年《水浒传》并未在社会上流传,故而断定:“《水浒传》成书时间早不过嘉靖三年(1524),晚不过嘉靖九年(1530),当在嘉靖三年(1524)至嘉靖九年(1530)之间。”(第56页)《研究》作者不仅注重检视和甄别各种史料,而且尽力复原文学传播的真实历史场景,“因为任何一条史料都是一个场景,一种生态,一件故事,一段历史,其中隐藏着大量的文学信息、文化信息和社会信息”(第304页)。在“钱希言《戏瑕》所记《水浒传》传播史料辨析”和“《戏瑕》所记‘文待诏诸公暇日喜听人说宋江’再析”两章,作者在对材料中的“功父”和“文待诏诸公暇日喜听人说宋江”进行探本穷源式考辨的同时,还为我们勾勒出晚明学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站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来考察文徵明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就会使读者对这条材料的认识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切入点虽小,却展现了一个全景式的晚明文化空间。正如昆廷·斯金纳所说:“文本即行动(texts are acts),因此,与其他一切自发行动一样,理解过程要求我们复原文本作者行动所体现的意图。”(《什么是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页)我们不仅要掌握文本的内容,还要理解文本的意图,以及时代语境中某些信念的合理性和完整性。
其二,以科学精神为研究指引,坚持学术创新,既尊重前人研究成果,也不迷信任何学术权威。作者主张“一切没有经传播学证明的文献都需要严格审查,在审查清楚之前,不能承认其具有直接证据的作用,也不能将其作为核心证据来使用,更不能用它得出重要结论,应该成为学术研究的基本准则”(第204页)。这种实事求是、力求创新的精神,贯穿于整部《研究》之中,在“张丑著录文徵明小楷古本《水浒传》考辨”一章中更有精彩呈现。有学者认为文徵明用小楷抄写《水浒传》的时间在弘治二年(1489)至十二年之间,理由是这个时间段文徵明正值青年,眼力好且精力充沛。《研究》作者不同意这种认识,因为这种认识仅凭常识判断和逻辑推理,没有可靠文献材料作为支撑。作者征引了同时代人黄佐、皇甫汸、王世贞、王世懋的记载,并结合《文徵明集》相关材料,证明文徵明用小楷抄写《水浒传》是在其晚年,并非青年时期。这就启发我们,不能用今人的常识去推断古人,而是应“坚持从材料出发,实事求是,不主观妄断,不随意推衍,可以‘大胆的假设’,但必须‘小心的求证’,尤其不能在未经证实的假设或臆断的基础上用想象代替研究来得出结论”(第140页)。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坚守科学精神,坚持学术创新,就不能迷信权威,人云亦云。“科学研究只尊重事实,不迷信权威;迷信权威而忽视事实,就不是科学研究”(第29页)。在“杨慎《词品》所载‘宋江词’辨析”一章,针对著名目录学家余嘉锡认为《瓮天脞语》是宋末元初的邵桂子所作,作者通过杨慎《词品》和《百绯明珠》相关记载,指出作者实为童瓮天。此外,“钱希言《戏瑕》所记《水浒传》传播史料辨析”一章中对“功父”的考订,也是很好的例子。作者选择学界不够重视的“功父犹及与闻”作为突破口,对《戏瑕》里言及的“功父”究竟是谁进行了细致的考订,从而就“可以直接考察文徵明诸公‘听人说宋江’的大致时间”(第125页),相较于其他信息,无疑更具体也更有说服力。正是得益于作者这种追求科学的研究精神和不迷信权威的研究态度,从而和平庸与空洞划清了疆界,彰显出一种大家风范。
其三,注重研究方法的总结、反思与提炼、创新,提出文献—传播学方法是研究通俗小说成书时间的有效方法。作者在反思已有研究方法的缺陷的同时,也积极借鉴、吸收文献学和传播学以及接受美学等方面的理论,结合清代乾嘉学派的治学经验,不断丰富、拓展、修正相关理论,并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即“我们的研究应该将文献学与传播学结合起来,让研究结论建立在可靠文献和有效传播的基础之上”(第4页)。作者强调指出:“运用文献—传播学方法来研究《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不仅强调将文献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而且强调要将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和现存文献有机结合起来,以尽量避免研究者落入书商们设置的‘文献陷阱’,同时也提醒研究者不要先入为主,而应该自觉地接受文献—传播学的客观证据,得出符合科学精神的研究结论。”(第225页)在作者看来,传播史料并非一种孤立的文献,“《水浒传》的早期传播者一定会与他的家人、朋友和周围社会产生联系,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相互影响。因此,尽力复原文学传播的真实历史场景,就成为解读各种传播史料的基本的主要的研究目标。这不仅对于准确解读传播史料具有方法论意义,而且对于厘清那些纠缠不清的史料文字理解上的歧义也有实际效用”(第304页)。研究方法的自觉不仅表现为作者善于运用相关理论阐释《水浒传》早期传播过程中的相关问题,也表现为对《水浒传》早期文献材料传播、接受、流衍和变迁动态过程的还原和构建,还表现为对一些问题的“越界”、“留白”和“存疑”。如关于明人杜堇是否创作了《水浒人物全图》的考察、杨慎与熊过在四川泸州结社唱和期间为何没有谈论过《水浒传》、文徵明晚年听人说宋江是“水浒说话”故事还是小说《水浒传》或者兼而有之等等,这类问题的提出,未必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其中的启示意义是不容抹煞的,从而让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形成完美融合——对典型材料的深入挖掘为研究《水浒传》成书时间确定了一个坐标,对《水浒传》成书时间的整体研究又为研究典型材料提供了多重观察维度。不论是对《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的阐释,还是对《水浒传》成书时间的总体判断,作者总是能缜密扎实地提供解决这些疑难问题的新途径。
此外,《研究》作者行文追求一种平实的境界,不刻意追新猎奇。他们主要是利用常见的文献资料做文章,“看人人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未说过的话”,这是作者研治古代小说的过人之处。在大家都能看到的史料上提出不一样的见解,而且逻辑严密、证据充分,它需要作者长时间下苦功,沉潜其中,提要钩玄。在这里,急功近利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作者的这条治学经验对于我们年轻学人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将文献—传播学作为一种渗透性、融入性的方法和观念,贯穿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的研究中,并预判将会在古代通俗小说成书时间的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学术预判总是与研究者贯通文献的执著与气魄连接在一起,倘若参读该书附录三《〈三国演义〉成书时间新探》一文,或许会有更深的体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者倡导的“文献—传播学”这一研究方法不仅适用于探讨《水浒传》的成书时间,还适用于中国古代小说史上许多重要问题的研究,具有思想上的启迪性和方法上的普适性。作者运用文献—传播学研究方法来探讨《水浒传》成书时间,目的是“要尊重历史事实,遵守科学规范,给予普通读者更准确的历史结论,以便他们在阅读这部作品时,能够‘知人论世’,更深入地理解作品所描写的故事情节,更客观地认识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合理地解释《水浒传》所造成的社会影响”(第231页)。这一点与当代加拿大著名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在《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一书中的观点不谋而合:“专业历史学家不应该轻易将自己的专业研究领域拱手让与他人。我们有必要尽最大努力来提高公众对历史丰富性和复杂性的认识。我们还必须要驳斥那些公共领域中片面的甚至错误的历史叙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0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齐洲、王丽娟教授合著的《研究》不仅解决了《水浒传》成书时间这一历史疑难问题,还为学界树立了标杆和榜样。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