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作者：西洲，编辑：胡心雅，主编：周斌，校对：火炬、李栋、张斌、杏皮，题图来自：《天龙八部》
朋友，您贵姓？
要是回答姓张，姓李，姓刘，别人一般不会有什么反应。如果回答慕容，端木，欧阳，或许会收获一些感叹——复姓啊！真少见。如果回答令狐、澹台、申屠，那收获的可能就是——哇！好高级！
为什么这些复姓会让人感觉“高级”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这些姓氏确实少见。所谓“物以稀为贵”，就是这个道理。
聪明的你，就要说了，历史上这些复姓也不少啊！百里奚、司马懿、夏侯惇、东方朔、西门豹、上官婉儿、长孙无忌、赫连勃勃、拓跋宏……
据学者统计，我国历史文献中曾存在的姓氏大约有6000多个，其中复姓2000多个，约占姓氏总数的40％。所以问题就来了：在古代还比较常见的复姓，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少了？这事儿吧，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首先，复姓是怎么来的？
从姓氏的发展史来看，复姓主要分为汉族复姓和古代少数民族复姓。其实早在上古时期，姓是很少的，且基本是单字，如姬、姜、姚、姒、嬴等。后来的所谓“百家姓”就是由这些姓发展而来的。
不过，现在我们说的“姓”其实是“氏”，先秦时期，姓和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姓最早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所以“姓”字从女，多带女字偏旁。到了父系社会，由于私有制出现，家族内部产生了分化，上层人物成为贵族，也就产生了作为贵族称号的“氏”。
简单地说，姓代表一个母系氏族，氏则代表一个父系氏族的贵族家族；姓与血缘相联系，氏与最初的等级相联系。这就是南宋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氏族略序》中所说的“姓所以别婚姻”“氏所以别贵贱”。
复姓和单字姓的来源有相似之处。在之前的推送中有提到，姓氏最常见的来源是“就地取材”，祖先的受封地、居住地，以及祖先的职业，都有可能被拿来作姓。复姓也是如此，比如，周朝时有个叫魏颗的人屡立战功，受封于令狐邑，后人遂以“令狐”为姓。孔子有个弟子，名灭明，居住于澹台湖（今江苏省吴中区），也有说法认为他居住在澹台山（今山东省嘉祥县南），因此以澹台湖或澹台山命名姓氏，澹台灭明的后代，遂以澹台为姓。还有的祖先在朝廷做过官（比如司徒、司马，司空），其后代引以为荣，直接就把这些官职拿来做了姓。
再来说说古代少数民族的复姓。其实很多少数民族的姓都是来自当时的译音，翻译成汉字就成了宇文、万俟、拓跋、完颜、尉迟等。这种情况同我们今天根据读音翻译外国人的姓氏差不多，就像亨利、爱德华、维多利亚，也是音译来的。
不过，古代少数民族的不少姓氏也是有其独特含义的，例如鲜卑族的慕容氏意为“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体现了对天地道德的崇尚；而宇文氏的由来则更具传奇色彩——相传其先祖为辽东南单于之后，打猎时拾获玉玺，认为是上天授予的天子象征，由于鲜卑语称天子为“宇文”，遂以此为姓。
复姓的来源我们现在了解得差不多了，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都各有各的来历，为啥现在剩下的复姓就那么点儿了？
你这姓读起来太拗口
汉语以单音节结构为主要特点，每个字的发音又因“开、合、齐、撮”四呼的不同而产生独特的音变现象。当不同发音方式的字连读时，往往会出现“吞音”：比如“海鸥”中前字会吞掉后字音，“扶摇”中后字又会吞掉前字音。
这种现象在复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以“夏侯”为例，日常交流中听起来就像单姓“夏”；“若敖”听起来像“饶”；“巫马”听起来像“马”。久而久之，这些复姓就逐渐简化为单姓“夏”“饶”“马”了。
另外，由于汉语本身的节律习惯，中国人称呼别人，主打一个简洁明快，朗朗上口。正如今天我们习惯把三字名简称两个字（如“张明伟”称为“明伟”），我们读古人的文章时也会发现，在提到人的名字时，常常会将这个人的名字随意删削，明明是三个字的名字，写到文章里就变成了两个字。比如王勃《滕王阁序》中有：
“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
其中“杨意”，乃是指杨得意，“钟期”，是指钟子期。因为骈文句式的要求，王勃就将他们的名字简化了。还如用来形容一个人文章写得好的成语“文追班马”，更是巧妙地将班固和司马相如合称为“班马”，既保持四字格律又朗朗上口。
唐宋时期诗词繁荣，诗词又有严格的音律要求和字数限制，所以在诗词中遇有复姓人名时，有的便被减了字。例如唐李商隐有诗云“玉桃偷得怜方朔”，此句中的“方朔”即“东方朔”；宋吕惠卿有诗“面折马光于讲筵”， 此处的“马光”即“司马光”。
所以，古时候的很多人为了避免交际上的麻烦和误解，想让自己的名字更顺口，干脆就把复姓改为了单音姓氏。
没这官了，也没这地儿了
之前提到，古代的许多复姓源自官职名称或封建采邑地名，但随着历史发展，一方面，由于官僚制度的变革，一些古代官职被废除，导致以这些官职为氏的复姓失去了存在基础；另一方面，秦朝统一后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使大量以采邑地名为氏的复姓也失去了依托。于是，相关的复姓自然就逐渐减少甚至消失了。
比如以先人官职为氏的复姓中，我们今天常见的有司徒、上官、太史之类，但“亓官”“寺人”等现在就十分稀有了。
还如《世本》中，许多复姓都带有“公”字，像公车、公伯，公良，公乘等，这些姓都源自爵位的称号，由诸侯王的后代承袭。秦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不再进行分封，这些“公x”的姓，就逐渐将“公”字去掉变成了单字姓。
很多含有“丘”字的复姓也是这样逐渐消失的。古代典籍碑刻中带有“丘”字的复姓不少于60个，有虞丘、何丘、闾丘、谢丘、楚丘、常丘等。这些姓氏大多源自古代带有“丘”字的城邑名称（至今尚有“简丘”“雍丘”等地名）。但随着地名的更改，如今带“丘”字的复姓中，大多已将丘字去掉改为单姓，还有些将“丘”字前面的字去掉，干脆姓“丘”。
少数民族改化汉姓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大量少数民族南下，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民族融合。此后鲜卑族拓跋氏统一北方，建立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在位时，实行了一系列汉化政策，其中有一项就是禁胡语，改汉姓。
这一政策规定不再说鲜卑复合语，而须改说单音节的汉语。《魏书·咸阳王禧传》记载孝文帝言：
“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已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
相应地，许多鲜卑族复姓也简化为了单姓。据《魏书·官氏志》记载，鲜卑复姓改为汉族单姓的有117条。
其中孝文帝就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将自己的姓从“拓跋”改为了“元”。
《魏书·高祖纪》记载：
“太和二十年（496）春正月丁卯，诏改姓为元氏。”
并用属于汉族文化的“阴阳五行说”加以理解，《资治通鉴》有记载魏主下诏，以为：
“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
底下的人一看，皇上都改了，那咱也改吧！于是，有的人就把自己原来的复姓减去一个或几个字，改成汉族的单字姓。比如丘穆陵改为穆，贺赖改为贺，达奚改为奚。还有一部分人就改一个和自己原本的姓氏差不多的汉族姓氏，比如步六孤改为陆。另有“独孤”改为“刘”等等，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是在辽金元时期。辽、金分别由契丹族和女真族建立，这两个民族在取得政权后，纷纷向汉族效仿。这一时期改汉姓的也不少，比如“耶律”就改为姓刘或姓王的两宗，“述律”则改为姓萧。
女真人建金国之初，利用辽宋降臣为之制订典章制度，因此对于汉文化也表现出乐于接受的倾向，在改汉姓时，如将完颜氏改为王、完、颜三姓，乌古伦氏改为商、刘、乌、李四个姓等等。
从民族融合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少数民族改为汉姓，除了汉人的文化影响力之外，也有“从众”心理的因素。由于汉族在人数上远多于其他民族，少数民族生活在汉族中间，继续使用本族的姓名，在交际上会有诸多不便，因此他们从生活交际的需要出发，改汉姓，取汉名。
另外，还有中原王朝明令禁止复姓的，这就得说说咱们的明太祖朱元璋了。
我们都知道，明朝之前的元朝是由蒙古族的忽必烈建立的。到了明朝，朱元璋就认为非单字姓都是“胡姓”，他直接下令禁止蒙古姓氏，而且还要将汉族的复姓也简化为单姓。比如叔孙、长孙、颛孙等一律改为“孙”；“诸葛”改姓“葛”等。洪武年间的这次改姓，使得当时全国复姓种类锐减，进一步加速了复姓简化的进程。
到了如今，据公安部《2020年全国姓名报告》统计，我国现存复姓约为81个，其中人口数最多的复姓是欧阳，有111.2万人，上官排名第二，为8.8万人，另外皇甫、令狐、诸葛、司徒、司马、夏侯、贺兰等，也是如今人口数量破万的复姓。除此之外，其余复姓都只剩数千人。而如“漆雕”“羊舌”等雅致复姓，早已成为古籍中的文化印记。
这些复姓表面上是姓氏符号，内里却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身份认同和文化传承。它们忠实地记录着先祖的血脉、封地，官职或特长。而那些“消失”的复姓从未真正离去，它们化作历史的养分，滋养了我们民族的血脉，讲述着中华文明的故事，依然在历史的记忆中不断回响。
参考文献：
[1]魏收：《魏书·官氏志》．中华书局，1974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3]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
[4]《元和姓纂》
[5]《世本·氏姓篇》
[6] 郑樵：《通志·氏族略》
[7] 杜若甫.当今我国的复姓和多字姓[J].书摘，1997，（10）
[8]葛剑雄《中国人口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9]叶九如.阳翰笙，还是欧阳翰笙?——从复姓的变化中看华民族的形成[J].电大教学，1994，(01):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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